潘维:未来十年是中华复兴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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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十年是我国的关键期。为什么?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到了关键期。若能再连续保持三个每十年翻一番(年均增长7.3%左右),在本世纪中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的2049年,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就能追上发达国家。就物质文明而言,中国复兴就大功告成了。这是最后三十年的第一个十年,要开好头不容易,却必须开个好头。

  第二,我国处在“黎明前的黑暗”。很多人价值观南辕北辙,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都被公开质疑。少数体制内的人也在动摇,不相信政治体制,或以“体制”为借口搞腐败,甚至准备带全家“跳船”。若中国倒在复兴的门槛边,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对不起流血牺牲、艰苦奋斗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华先贤们。

  第三,新中国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已经接过接力棒。他们的责任心、信心、能力是否足够强?他们能否解决或减轻目前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和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思想混乱、贫富差距?十年后他们将把接力棒交给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届时将是一个全新的中国。

  所以,未来十年是中华复兴的关键十年。若能再坚持二十年快速发展,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我国就很安全了。政界、学界乃至全民就都会对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体制和道路深怀自信,西方人开始尊重中国体制。中国共产党执政已64年,稍一放松,轻视防微杜渐,就容易自乱阵脚,铸成大错,让中国陷入大混乱,倒在复兴的门槛边。何况还有强敌环伺。

  

  塑造共同利益观最困难

  

  在关键的十年,我们需要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是坚持快速发展,坚持经济规模每十年翻一番。有人说现在已经“饱和”了,不可能快速发展了。中国才几千美元的人均GDP,怎么就不能快速发展?不少人在分析经济放缓的具体原因,诸如技术没有新亮点、世界经济衰退、廉价劳力没了、能源原料贵了等等。但我国经济发展放缓,政治因素是个重要原因。国家投资拉动经济被美国人强烈批评,但被美国人强烈批评的中国做法通常是好办法,通常是需要坚持的办法。日本、韩国在这个阶段都是投资拉动经济。谁有更发达的基础设施,谁就拥有未来。到拉美看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就是缺乏基础设施的结果,也是内部激烈政治斗争的结果。我国基础设施水准距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所以今天还应提倡继续搞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是控制腐败,降低与腐败紧密连在一起的“制度迷信”。腐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没信心。政治制度已成为官员腐败的借口。在同样的制度下,我国曾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如果中国改制为“竞选”,非但不可能治住腐败,只会导致更腐败。制度不是永动机,不可能自动控制腐败。我国工程招投标制度经历年改善,已非常严谨,却难以减少工程围标的恶行。我国研究生答辩制度年年打补丁,已建构全世界高校里最繁琐复杂的“制衡”制度,却丝毫没能减少欺骗。因此,人心坏了,再叠床架屋的制度也不顶用。腐败是人的问题,需要靠加强党纪解决,在组织人事上加以解决,在容许群众舆论监督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第三是解决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混乱。社会多元不是问题,但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缺乏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人家是多元一体,我们没有一体,只有多元。政府制度千差万别,但政府管理社会的基本手段其实只有四种。第一是执法,执行与社会秩序利益有关的规矩,统称“法治”。二是让几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联合执政,统称“代表性”。三是平衡“部分与整体”,“眼下与将来”,“变化与现状”这三对利益,统称“责任心”。四是塑造人民的共同体利益观,统称“正义观”,或主流价值观。所有政府都混合采用这四种方法。侧重不同,就有了不同“政体”。

  实际上,共同利益观是执政最坚实的基础,也是四个执政手段里最复杂、最困难、最需要智慧的。我国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什么?以往官方的概括过于繁杂、也欠清晰。在我看来,“大家庭”或“中华大家庭”是最简洁的概括,也是中华数千年不变的核心价值,是中华自古至今的立国之本。国即家,家即国,家国不分,国就是“大家庭”。若官员丧失对“大家庭”的“责任感”,就会丧失公信力,人民也就不可能有共同利益观念。

  

  国际环境前所未有宽松

  

  除处理好上述三大关键问题,我国未来十年还有两个关键技术问题需处理好。

  首先是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升级转型压力。低端制造业正在变成夕阳产业,是落后国家为就业不得不做的事。世界的生产方式从农耕到工业制造是第一次大转型。从工业制造为主到设计研发类高端服务业是第二次大转型。农牧业生产不创造需求,而制造业的生产创造需求,需求反过来刺激生产。第三产业是创造非有形产品的产业,比第二产业又高一层。以设计研发为核心的服务业能把有限的原料和能源变成几乎无限并且便宜的产品。而今,世界上最值钱的企业都主攻产品设计,不再拥有工厂。主营产业不同会导致国家间巨大的贫富强弱差距。

  其次是高速城市化压力。高速城市化使新一代乡村人口定居城市,不再返乡。若安置不好,这些人会成为“城市新贫民”阶级,导致严重的社会阶级斗争。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应予足够重视。在劳力短缺时代,若能首先放开城市间户籍自由流动,创造各大、中、小城市争相吸引劳力的局面,让城市常住人口规模与政府级别挂钩,或许能让问题迎刃而解。

  幸运的是,历经六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实力有了长足增长。因为实力强大,我国的国际环境实际上已经变得相当宽松,甚至可以说,宽松程度前所未有。台海问题的天平决定性地偏向了大陆,美国“重返亚太”除了增加几艘航空母舰来巡游也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进展,更构不成什么“安全威胁”;日本挑动钓鱼岛争端却反而吃了闷亏;东南亚国家有些疑虑却也主要因为幻想有美国可依赖,这同过去“中国威胁论”产生实际影响已不可同日而语。美国、欧洲、俄罗斯的对华关系越来越稳定,很难想象出现重大波折。而今,只要中国不想打仗,没人能迫使中国打仗。因此,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国内问题。只要党能以民为本,不脱离人民,与人民在一起,制止腐败,统一思想,保持快速经济发展,我们就战无不胜。与过去不同,中华不自乱,没有哪国能乱中华。此种好局是前辈给这一代中国人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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