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城娱乐场吴介民:论两岸关系和中国政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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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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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观点预览:

  1. 谈到民主化的动力,如果只看中产阶级的成熟、人均GDP到达什么阶段,就做预测的话,其实并不是那么精准,因为这些都属于结构条件的层次;但民主化需要很强的主体上的动能。

  2. 如果期待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未来能够站出来争取民主参政权,就须要先回答一个问题:以什么样的政治组织、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政治参与管道,可以让中产阶级参与到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当中。

  3. 如果执着于所谓民主素养不够,就不敢进行民主改革,不敢给人民更多的自由,给人民参政权,“民主素养不足”这个说法会变成一个藉口,使得中国不但到不了民主,反而会进入更退缩的政治状态。

  4. 对任何移民者或者民工,他们都有权利在他自己的国家内部自由移动,选择他的住所和职业,至于他们的迁徙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后果,这些因为大量移民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和政治社会议题,应该由国家来想办法解决。

  5. 客观条件先存而不论,我觉得人民的心中要存在一种追寻乌托邦的想像和勇气,如果他们没有这种追寻乌托邦的想像和勇气,改革是不可能的。

  6. 人们需要乌托邦,并且还要能够团结在一块,催生集体行动。如果只是分散开来的个体心存乌托邦,那没有用,那是唯心论,他要能够使得原本是孤立的个体乌托邦能够连结起来,成为集体力量。

  7. 一方是资本和国家的结盟,另一方则是两岸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这个视野来看,两岸有很好的合作可能性,但是这个合作可能性,是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共合作的模式完全不同的局面,我们应该开辟这个战场,让中港台的民主派的合作,产生战略的纵深。

  8. 在台湾,要推动与中国大陆的连结,不是以国民党那种资本结盟的方式,而是从公民社会切入与中国的连结,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缓慢发生,长时间的互相磨合、了解和学习。这是我一贯的主张,两岸关系需要朝这个良性的方向改变。

  

  【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

  

  一.问:您曾提到,中国的中产阶级“站出来争取民主参政权”,可能性并不高。在您看来,中国民主化的推动者将另有其人,还是中产阶级在推动民主化方面的能力和意愿尚未成熟?

  吴介民:

  中国民主化推动者将是中产阶级?或另有其人?中国中产阶级推动民主的意愿是否尚未成熟?关于这组问题,我认为大致有三个重要概念需要先厘清:民主化的动力、民主转型的不同阶段、以及中产阶级的问题

  第一个是民主化的动力从哪里来?

  根据西方二战之后的现代化理论,一般认为中产阶级的成熟是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的条件。中产阶级的成熟又可以从经济水平(一般都看GDP per capita),教育水平等等方面来看。这种理论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结构条件论。比如,一般预测一个国家达到中所得水平,可能促成民主化的条件就趋近成熟。而中国目前人均GDP超过5千美元,已经是个中所得国家。但是,观察每个国家的民主化历程,都会发现它有一个具体的民主化动能(包括行动主体性agency以及复杂的因果动态);民主化在每一国家都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挖掘下去,会发现它有一个(或一组)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因素。

  我们观察这个主要因素,就会发现有的地方这个因素可能是宗教,比如说欧洲一些国家,例如英国;而在其他区域比如东亚,先以日本为例,它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一个内生性的民主动力——大正民主,但是大正民主后来受到国内外局势影响,在地缘政治变迁的作用下,军国主义浪潮上升之后,民主化的动力就萎缩掉了。之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1],战后日本的民主化动力从哪里来?其实是来自于占领军,日本目前的宪法是在占领军(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指导下建立的,因此它的西式民主体制的重建,其实是一个外铄的过程。

  接下来看韩国(南韩)的民主化,它内生的动因很强,而且具有某种区域渊源,全罗南道的民主化运动一直特别强劲,而“光州事件”在促进全国民主化的过程中也起了关键作用。

  另外,韩国民主化还有一个因素是,从威权到民主化的过程中,一直有美军的驻扎。美军驻扎具有复杂矛盾的影响。在冷战的格局下,美军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以支撑韩国军事威权统治的功能而存在的,像朴正熙政权能够从事威权发展主义,其实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而“光州事件”时,韩国军队开入光州血腥镇压,一般认为至少是得到美国的“默许”。

  台湾民主化也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这个内生性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党外运动(民进党于1986年成立),再往前到五十年代末期曾经有组党运动,还有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影响。二二八事件的时期,台湾已经有一些从政的知识分子、士绅阶级具有坚强的民主理念,而且在二二八事件中成立的委员会就已经在争取人民的参政权、自治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所以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轴线拉长,就会发现台湾的民主化的动力,其实是和台湾本土的民主化力量在面对外来的统治政权的对抗有关。背后的线索,一直存在着本土性和外来性的强劲对抗。在权力分配的层次上,国民党作为一个外来政权,它同时涉及一个大量移民的历史过程,它从大陆把整个中华民国体制搬到台湾来,这个搬迁、流亡、重建的过程,又伴随着庞大的官僚人员和军事部门的迁移,以及各式各样的流亡者或逃难者,包括想要逃离中共统治的人,或者有些是下层的士官兵,这些人是被拉夫过来的。[2] 所以,这样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就造成台湾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上一个重大的影响因素。台湾在1949年的时候,本地人口数大概在700万左右,之后国民党政权所带来的人口数就有120万人(具体数字存在着不同的估计)。对于一个七百万人口的岛屿,突然增加了一百多万的人口,对生态资源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回到台湾民主化的内生性问题,台湾面对的是一个外来的威权政权,把它的那套体制搬了过来,这一定会产生很多摩擦,暂且抛开政治问题不看,只看人口冲击,也可以想见这个影响是多么巨大。再加上这个政权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政策,和本土在地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可以想像那个被压抑、被支配、被镇压的社会潜藏着多少的不满和创伤,多少的忿怨和痛苦。(我把国民党政权在冷战时代的属性成为“类殖民体制”。[3])这个社会,因此潜存着丰沛的反抗能量,当支配政权展露衰弱的迹象,当被镇压的民间社会逐渐复原、强壮的时候,就会从威权控制的弱环迸发出不满的声音。谈台湾的民主化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大的历史倾向。在这种历史倾向和政治形势下,台湾的民主运动就一波一波的产生。早在1960年有一个《自由中国》组党运动,筹组“中国民主党”,是外省知识与政治精英中的自由派跟本土的民主人士合作,但是那一次运动很快就被蒋介石镇压掉了,雷震自己就被关了十年。下一波组党运动还要再等超过二十五年,直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的时候。

  所以谈到民主化的动力,如果只看所谓中产阶级的成熟,人均GDP到达什么阶段,就做预测的话,其实并不精准,因为这些都属于结构条件问题,民主化需要集体行动主体上、主观上的强烈动能。

  第二个是“民主参政权”的问题,就会牵涉到“政体转型”的观念(这里谈的是民主转型),即一个政体从威权转变到民主化,这个过程一般来说牵涉到两个阶段,一是自由化,另一是民主化;这是两个不同概念。有时候这两个阶段很贴近,几乎同步发生,有的时候则拉长时间发生。

  我们首先看香港社会。它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晚期,就是将要到1997年的最后一、二十年间,社会的自由化程度是很高的,也就是说人民享有相当高的自由权利,受到国家机器的保障,但是香港人民基本上没有参政权,也就是说香港是一个没有民主化的自由社会。

  台湾的政治自由化,有几年特别快速发展,自1986开始,一直到90年代的初期,那五、六年是属于自由化的阶段,1992年开始全面改选立法委员(之前绝大部分立法委员都是从中国大陆跟随国民党来的老立法委员,在台湾被叫做“万年国会”),到1992年之后台湾进入民主化的转型阶段。我们如果用这个眼光来看今天的中国,中国现在的局面是没有民主化可言,那么看看自由化,到达什么程度?现在中国人享有若干自由权利,但是还有很多权利仍被国家限缩,被国家压制。

  第三个问题关于所谓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定义很纷杂,先撇开学术上的严格定义,我们暂且将之定义为:受过良好教育、从事白领或管理工作、家庭收入在中上水平的这个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回过头看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有一群中产阶级,他们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包括出钱,出力,捐款、参与街头示威游行,他们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在上述这个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里。他们是台湾很大一群的小型企业的老板,包括台语中讲的“黑手变头家”的一群人。[4] 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许多劳动者从学徒、师傅慢慢变成老板。很多小商小贩都算是“小头家”。他们的收入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但是他们的教育水平,在当时可能就没有到达一般所说的中产阶级那一群人的平均水平。并且,在戒严时期,台湾的大学教育的总量控制得很严,这个社会群体在求学的阶段,一般而言也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却不妨碍这个群体追求民主的向往。

  所以,我们具体谈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谈它的中产阶级,谈它的定义,很多特定性都要注意。反过来看中国大陆,收入在中上水平,受过比较高教育的(大专以上),职业是教师等知识文化界、白领管理阶层、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老板的“中产阶级们”,都和国家的关系很紧密,与国家有高度连带和依附性,和在台湾民主化运动中起到很大作用的“头家—中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在台湾,军公教一直是国民党的“铁票”。设想中国如果实施民主选举,军公教投票给哪个党?中产阶级支持谁?劳动阶级支持谁?农民支持谁?这个思考,会促使我们去想:中产阶级必然自动争取民主的这个普遍命题,是否是一个“迷思”?

  总之,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三十年,都是市场经济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到目前为止,这个阶级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争取公民自由权利运动当中“搭便车的人”。当然,也有若干个别运动可以见到许多中产阶级的身影,这些运动主要是和环境以及消费者权利相关的运动,因为这些议题都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相对而言不是具有高度政治上的敏感性,风险较低。

  根据中国政府每年统计的群体抗争事件,大概每年的群体抗争事件30%都和土地徵收有关,土地徵收的主要受害者是农民;还有许多群体抗争是与城市管理有关的,就是一般民众和城管产生冲突,所以中国这些年的群体抗争主要参与者,多是市场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受害者,很多时候,是这些中下阶层的受害群体的集体行动,在推动着这个国家的“事实上的自由化”(de facto liberalization)。

  所以,如果期待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未来能够站出来争取民主参政权,就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政治组织,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政治参与管道,可以让中产阶级参与到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当中。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答案。

  二.问: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国的民众还不具有很高的民主素养,也不能为自己在网络上或者现实中的言论和意见负责,例如双方都很不理性的所谓“五毛”和“反五毛”,因此实现民主的条件欠缺。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吴介民:

  “五毛”,我的理解,是指国家雇用的网络评论员(打手);是国家不信任人民,想要分化人民,才会出现这种奇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路现象。在这个脉络底下,民主素养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五毛”和“反五毛”都是在扭曲的、以及备受压抑的不民主环境下,匿名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出现的,这当中可能会出现很多言论过激或者言词暴力。但是在一个具有文化(或文明)素养的社会,即使匿名,民众大致上也不会胡乱发言,他们会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台湾,很多人使用代号、笔名,在网路上写文章,他们会珍惜这个代号背后所代表的发言主体,因此他们就能够得到信任、也会被敬重。我倾向相信,只要你给人平等的权利与尊重,慢慢形成一个公共领域,是会改善舆论品质的。民主素养问题是一个“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中国社会到现在,基本上还没有体验过民主,中国人还没有在真实的民主制度当中,去获得或感受到民主是怎么运作的,民主生活的形态是什么。台湾民主经历的发展也算是很短时间,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台湾民主的许多缺陷,因此不能无限的吹捧台湾民主,而好和坏其实也都是相对的概念,我们知道台湾民主好在哪、问题在哪、怎么去改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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